今天的文章跟工作有关，而且有点长，话题有点大，对留学教育不感兴趣的跳过吧。
上周末的时候新东方办了个高峰留学论坛，请来诸多牛人如李开复，于丹等等学者政府人士和企业家来探讨中国留学问题。我把时间记错了记成这周末了，于是就错过了。不过幸运的是网上有全程的视频和文字版。我从头翻到尾，感觉收获很大。一直知道新东方做留学，但今天确实感到它的高层确实是站在一个高度做留学。看得我很振奋，很有斗志，非常积极的希望以后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做徐小平很不简单，可我今天特别冲动且无知的说一句，我希望成为下一个徐小平。
印象中非常深的是两个人的讲话。
一个是零点咨询董事长袁跃讲的中国三大留学潮及这三大留学潮留学主体目标感的渐渐减退。概括如下：
第一代：（80年-90年初）朝圣性留学。这些人从内心里对体制是有异议的，崇拜西方民主体制。朝圣性留学相当一部分人都在国外留下了，而且从总体上来说，甚至在那个时候，如果他能够发表一点言论或者评论的时候，他也是对国内外大事非常关心，对体制性的事物非常关心，所以他们有宏观的视野，也能够从大趋势中间找到一些机会，今天很多海归里的大人物是那一代人出来的，这一代人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思维意识是有非常强劲的个性。
第二代：（90年代中后期）公用性留学。这个时代的个体特征已经不像第一代留学生那样具有那么强劲的个性和个人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他对自己将来干什么，什么东西可干，他开始会疑疑惑惑，同时具有探索性。
第三代：当今的边缘化时代。“所谓边缘化时代的留学特点是留学生对体制是产生疏离感，是不真正关心中国这个体制是怎么回事，国情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主体弱化，这个时代很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小留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学，不知道到底留什么，留这个东西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专长将来到底干什么，这是缺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边缘化是双重的边缘化，由于留学过早的特点会带来一个情形，你甚至都怀疑自己到底是哪国人。因为你对中国的事物没有那么了解，不像我们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对国家在社会中有那么多介入，然后出来留学的。你对你的来源和你的future两个东西都会共同发生模糊化，我把这个叫做边缘性留学时代。”
（全文链接：http://liuxue.neworiental.org/publish/portal58/tab11470/info353266.htm）
跟自己的经历，接触的同龄人都有关系，我最有感触的就是这个边缘化时代。与美国六十年代迷茫的一代不同但类似，中国的主要留学生主体——一部分的城市青年人，在物质得到极大满足，娱乐业高度发展，网络虚拟社会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的同时，高度退化了对社会的责任感，迷失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从而也出现了更多迷失的小留学生们同一性混乱，迷失自我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时候再加上家长的盲目跟风，社会舆论“实用主义”的错误导向，使得我们还来不及探索自我的时候就被强行拐带去学了些我们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而且由于中国大学转换专业的艰难，让一小部人选择了一条非主流道路：诸如复读重考，大二之前出国转专业，退学出国等等。但因这种补救方式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所以有一些孩子无奈的选择了留在大学里浪费一些宝贵的青春年月，读着自己不知为何要读的专业书，过着迷茫又混沌的日子。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公认的牢靠，小学的数学水平就恨不得相当于美国高中生了。但凡事永远都是此消彼长，基础教育的牢靠牺牲掉的是对人性人格多元化的教育，而美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其实教育两个字拆开讲是两个概念：教书和育人。育人的重要性被中国忽略的实在太多了。
抱怨了这么多，但不管怎样吧，我想说的是：虽然时代造就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的各种迷茫，可我希望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清醒过来。因为体会得到着时代的责任有多么艰巨，我亦希望自己能够学有所成后真正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所谓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可我们却要用它寻找光明。
第二个是当代女作家查建英女士针对如今留学理工商扎堆，而轻文科这个社会现象谈到的文科留学VS留学实用主义。
“现在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学实用学科，学文科人文的越来越少，这可能也不是今天才形成的一种现象。比如说我特别崇拜的哥伦比亚前辈校友胡适先生，他在留学的时候，21岁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非留学篇》，里面有一些痛切之词，说留学其实是一个国耻，因为国家积弱，所以出去留学，也是一个过渡，留学是为了不留学。但是他当中也讲到他当时的一个现象，大部分人出去都是短暂的、实用的一种态度。他有几句话，耻辱有三点，一是苟且速成。二是偏重实科。三是媚于祖国文字学术。第一点苟且速成，赶快学两三年，拿到学位，镀个金就是人五人六，有一个好的工作。第二就是偏重实科，而且第二点，其实实科是实业救国，当时一大批人学实科。文科包括文史哲，还有教育、政治、法律、宗教、美术等等，1910年代是四比一还是三比一，400多个留美人里只有100个是学文科，这是一个值得忧虑的趋势，他说得也是比较激烈，他当时说不是有点舍本而逐末吗？实际上晚清对国民的改造、人民的再造，留学回来的人的影响力里边，像詹天佑这样的人大，还是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人更大？在座的人可能不知道詹天佑，反正是铁路之父，贡献确实很大。但我们其实是不能偏废的，而且从长远来讲，硬实力是一面，软实力实际上是一个更困难、更长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根本的一个东西。像梁启超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对整个国民性格和社会制度的改造，其实是更重要的东西。可是我也希望，对这种趋势有一个人性的理解。
因为确实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安身立命，你确实先要安身才能立命，如果我们把安身指的是你学了半天，父母花了那么多钱，自己花那么多时间，确实连一碗饭都挣不了，还谈什么救国，确实是挺空的。但是立命这一点，这个侧面一定要有，哪怕你是去做一个工科，其实心里都应该有另外一个围度，因为其实说了半天，我们是要再造祖国的文明，这一点是大家共同都有一个心愿，现在的时代是大家觉得是一个特别务实的时代，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心里边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一点上，当然你说我就是热爱MBA，这绝对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为了将来开好车，其实连家里的帐都算不清，但我就是要学金融，哪怕我都痛苦死了也得学这个，是为了完全一个外在的东西，真的是有点舍本逐末。
另外，我们国家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铺路搭桥这个东西确实已经做得很不错、很多了，更急切地需要做文化复兴的东西。这方面的人才确实是需要更多，而且这些人可能是需要更长时间的锤炼，才能回来真的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才能，有这个志向，你就不要犹豫，我希望走这条路的人更多，这是对出去的人说。”
（全文链接http://liuxue.neworiental.org/publish/portal58/tab11470/info353265.htm）
我觉得作为任何一种的理想主义者生活在现在功利无比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与挑战。但是想一下，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理想主义者都被磨平了棱角，对现实妥了协，这又是一种何等的悲哀？我希望出国读人文学科读教育的同学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以此来强健自己的人文信仰。
其实无论是袁岳还是章建英女士所想表达的都是说，其实留学的目的性目标性很重要。只要中国没有到世界强国的那一天，只要中国还有落后的地方，每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内心里都应该装着这样一份为国图强的心，“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这句话永远都不过时。
另外我也想说的是，清华北大这两所国内最顶尖级的大学，汇聚着国人最优秀人才的学校如果不能培养出学生对国家奋斗的追求，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从而造成绝大多数优秀人才在国外定居人才外流，那不光高校教育本身，这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舆论导向都应该遭到巨大的质疑。
